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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教师忆英语学习史 英语拉开新面貌

发表于:2020-06-28 05:56:23

  有人认为高考英语社会化后,标志着“英语热降温”,减轻过去对英语过分重视导致的对母语的轻视;也有人认为,削弱英语教育,对于中国来说是文明的倒退,是盲目民族自大情绪在作祟。著名的语言学家陆谷孙说:“我看现在权重调整可不是因为‘崛起’什么的,中国之大,我不相信有人会自恋到认为可以不学外语了。”教育部门迟迟不出台正式文件,所谓的高考改革动向无非是投石问路。可就这一块小小的石头,溅起的不是涟漪,而是大浪。

  英语学习是精英教育

  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或是英语教育正式进入中国的标志。此后一百年多年,“英语”在中国的命运起起伏伏。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

  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新学制参考了美国的学制系统,曾规定改学年制为学分制,英语学分在初、高中均居首位,与国文并列或超过国文。因国家层面上的重视,这一时期大师级的人物批量产生,如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和李赋宁,他们均生于20世纪初,是非常稀少的、真正能当得起“外国通”称号的英语学者。

  1949年,中苏迎来了蜜月期,俄语力压英语,后者逐渐从课堂上消失,至1954年,从中学到大学,俄语几乎成为唯一的外国语。1949年时,全国尚有50余所高校设立了英语系科,但经过1952年至1953年的两次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之后,全国高校只剩下9个英语教学点。

  今年70岁的文洪炳,1963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英语专业。当他在四川江津县(现为重庆市江津区)读中学时,中苏的关系正在恶化,俄语逐渐失去了主宰中国外语教学的地位,英语开始回归。

  1960 年,上海编写出版了一套全新的英语教材,设计了听、说领先法,中国才开始学英语重词汇语法技巧之路。

  1962年,英语进入高考科目,《全日制中学英语》 课本得以在当年出版。那时的课本中有着时代的特殊印记:高中时的英文课有《半夜鸡叫》,周扒皮的故事。

  1964年,教育部将英语列为第一外语,并要求增加英语学习人数。

  1966年3月“文革”前夕,全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已回升到了74所。高校英语教师的人数也从1957年的1015人增加到1965年的4621人。文洪炳回忆说:当时的课本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另外还有英美文学赏析等。西南师院的英语老师基本都是“海归”。

  红色口号是英语启蒙

  1966年下半年,全国高校基本停课。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们被戴上了高帽子,拉到台上接受批斗。英语专业的学生分为好几派,同学们之间的辩论非常激烈,甚至用英语对骂。

  1968年,文洪炳与其他30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被分配到了川东的铜梁县。在农场接受了一年多的“再教育”后,他被分到铜梁最偏远的双河小学。他想教英语,但校长说不开英语课,“你去教政治吧。”英语教不成,他成了全能教师,教过“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基”,甚至还有样板戏。“其实我是门外汉。”文洪炳苦笑。调到平滩小学后,他终于教了一个学期的英语。

  没有课本教什么呢,只能教口号。“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Learns from Daqing,Learns from Dazhai”,“Learns from comrade Leifeng”,向大庆学习,向大寨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

  那是1971年。这所小学的孩子们,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完成了他们的英语启蒙。1973 年,文洪炳调入了县城的铜梁中学,但当时英语在中学教育中基本没有地位。课本的内容也比他1960年代早期读高中时“政治化”了许多,其中有一本第一 课就是“How Marx learned foreign languages”,马克思怎么学外语,那时候也没什么教辅资料。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英语学界的事情。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15岁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班主任告诉了校长,校长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几天后,张玉勤跳进了水库,自杀身亡。

  江青得知此事后责令调查。后来班主任和校长均被判刑,张玉勤被追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英语的地位因此变得更加卑贱甚至罪恶。它不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还逼死了“革命小将”。

  英语招生只要求不是大舌头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高考恢复了,英语分数比重由10%起逐年增加。1984年英语正式被列入高考主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