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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我不是哲学家”

发表于:2021-08-03 19:02:20

汤一介:“我不是哲学家”

汤一介在思考《儒藏》

汤一介:“我不是哲学家”

1958年,在北大燕南园的全家福(前排中为汤用彤)。

汤一介:“我不是哲学家”

1970年汤一介(左三)在鲤鱼洲五七干校

汤一介:“我不是哲学家”

2011年,汤先生在84岁生日聚会上与妻子乐黛云合影。梁杰 摄

2011年农历正月十五,汤先生特意刮了胡子、穿了件红棉袄,乐呵呵地参加学生们为他举办的生日聚会。这一天,汤先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七个本命年。席间,他与老伴乐黛云被弟子们围在中间,不停地合影留念。这位不爱应酬的老人,和年轻人在一起,似乎忘记了年龄,忘记了疲倦……


生活中的汤一介是位沉静内敛、为人平和的老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生活起居十分规律,堪称一位“儒者”。然而在治学上,他却是一位开放自由、追求创新,经常能吸引学界眼球的著名学者。


他追求哲学理论系统的建构与创新,不仅在哲学史上,以真善美为基础构建中国哲学,开学界之先河,且不断提出“建立中国的解释学”、“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启发人们思考。


上世纪80年代,他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掀起了一轮传统文化热潮。他提出传统文化不应有中西文化的界限,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主张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弘扬传统文化。


耄耋之年,他组织主持教育部重大学术项目《儒藏》工程,作为首席专家,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意识承担起这一数百年来先人未曾完成的“盛世工程”。


正是这位在中国哲学领域卓有建树,学术界公认的国学大师,却总是自谦地说:“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学问比起别人有多强,所以我非常反对说‘大师’。我自知自已的学术功力比起老一代学者差得很远。”


“我只是一个哲学工作者”


在汤一介的印象中,他生活的大半辈子都与北京大学有关。从北京到重庆,从沙滩红楼到未名湖,他与北大共同经历了6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北大有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有我热情追求的青年,有我提心吊胆的中年,现在我已进入回忆思考的老年了。”忆起往事,这位耄耋老人不胜感慨。


1927年,汤一介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是光绪十六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界少数几位融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学术大师之一。“辛亥革命前,父亲曾在北京读书,1918年赴美国留学,1919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1922年获哲学硕士后回国,一直在大学教书。1931年应胡适之邀到北京大学做教授,直到1964年因病去世,一直没有离开过北大。”


“小时候父亲很少管我们,也很少过问我们的功课。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是传承祖辈的‘家风’,学习做人的道理。”汤一介记得,父亲曾经把他珍藏的一幅《颐园老人生日燕游图》拿给他,这是祖父60岁生日时学生们送的,上面有一段祖父约700字的题词,其中他记忆最深刻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食,随时而安,固吾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事不避难’就是困难的事情,你应该承担的就要承担;‘义不逃责’即合乎道义的事情,你就应该负起责任来。”这段“为人处世”的祖辈遗训,成为汤一介的座右铭,一生铭记在心,身体力行。


汤一介喜欢、学习哲学并没有受到父亲太多的影响。高中时,他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尝试写了一些散文、杂文。1946年,北大为没考取的学生设立了一个先修班,汤一介成为其中一员。这一年,他看了不少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梦想着成为一名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探索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然而,真正迈入哲学之门后,汤一介总是称自己为“哲学工作者”。“这不是自谦,那时我和所有学习、研究哲学的学生一样,认为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能做哲学家,而且他们一定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自己这辈子当不了哲学家,只能做一名‘哲学工作者’。”汤一介认真地说,“当时我们这些‘哲学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一是解释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一是教条主义批判古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