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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类状况与中国教育实践:教育终结抑或终身

发表于:2019-10-11 13:52:40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教育焦虑”的最深层原因在于,人工智能的指数级发展正急剧拉高“教育投资”的风险。在正在到来的“后人类状况”下,教育面临两种前景:走向自身终结,抑或走向终身教育。后者并非仅仅指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实践,而且意味着教育实践的激进更新:(1)后人类主义的“行动者-网络框架”,取代进步主义与表征主义的“线性框架”;(2)包含人类与非人类在内的所有行动者彼此触动的“内行动”,取代成人对孩子的单向规训与“吼妈式”知识灌输。进而,后人类状况,亦恰恰提供了重新思考教育的哲学契机——教育果真仅仅是一个人类的事业吗?先秦思想潜含着关于教育(终身教育)的一种激进阐述,我们可以通过德勒兹式的哲学阐释将之激活,并从该视角出发对当代中国教育实践进行批判和革新。

  关 键 词:教育焦虑 人工智能 终身教育 后人类主义 行动者-网络 先秦教育思想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18ZDA01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欧陆前沿思想研究”(2018ECNU-QKT012)。

  一、当代中国“教育焦虑”与后人类未来

  教育,在当代世界各个社会中,都是一个核心的社会性焦点。当代中国尤其如是,就在2017年,“减负”“高考集中营”“吼妈”先后在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激起了现象级讨论。中国家长们在下一代教育上的金钱与精力的超强投入,从“天价学区房”“租房陪读”“影子教育”等成为社会性热词就能看出。而同这种投入相伴随的,便是高强度的“教育焦虑”。这种“教育焦虑”,最直接地体现为孩子对学习的焦虑。

  2007年,由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发布的历时3年多涉及全国13个省约1.5万名学生的《中学生自杀现象调查分析报告》揭示:当时中学生5个人中就有1个人曾经考虑过自杀,占样本总数的20.4%,而为自杀做过计划的占6.5%(谭萍等,2014)。2014年发表的一项涵盖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大样本(2000-2013年间的153245例)实证研究显示,“青少年中学生自杀意念报告率为17.7%,自杀计划报告率为7.3%,自杀未遂报告率为2.7%”,并且“学习成绩越差,自杀相关行为报告率越高”(董永海等,2014,第535页)。早先一项实证研究也显示,“初中生存在的最严重的焦虑问题是学习焦虑,检出率为49.2%”(曾雪梅,2009,第39页)。《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3年媒体上关于中小学生自杀的报道共计79例,其中自杀率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攀升,初中最高,高中次之。2017年新春开学之初,上海市三天发生三起初中生跳楼自杀事件,掀动新闻媒体与社交媒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市主要领导提出必须为学生“减负”,并强调要正视如下现象:“孩子们的上课时间、做功课时间,远远多于大人的上班时间。”(孙庆玲,2017;朱珉迕,2017)

  “教育焦虑”并不只是落在孩子这端,家长们自身亦极度焦虑,并且,孩子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家长焦虑的产物,同时亦刺激家长焦虑进一步加剧。2017年12月,人工智能教育平台“阿凡题”基于其线上近亿注册用户与线下近百家实体店用户的调研数据,发布互联网教育大数据报告《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中小学生写作业时长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近3倍,而91.2%的家长都有过陪孩子写作业的经历,78%的家长每天陪写。陪写作业已成为影响中国家长幸福感的主因:每天上班、陪写作业无缝衔接,使人身心俱疲,并且75.79%的家长和孩子因写作业发生过矛盾(阿凡提,2017)。《东方网》报道:“秉承着‘一陪成学霸,不陪成学渣’的原则,家长们纷纷对孩子进行360度全方位无死角一对一的VIP辅导,可是孩子不自觉、做功课动作慢、思想不集中,而妈妈们‘好好说话’根本没用,讲话一般靠‘吼’,这成为很多家有学生娃家庭晚饭后的常态。”该报道中,精神心理科医师受访时谈到,“家长发现孩子学习压力大、焦虑压抑来医院进行心理疏导,这已成为现在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并且,“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就诊,但自己的焦虑情绪明显比孩子更严重”(刘轶琳等,2017)。换言之,在当代中国“教育焦虑”同时发生在孩子与家长身上,并互相加剧。

  家长的“教育焦虑”,并不仅仅缘于超长时间的陪写作业。发表于2016年的一项关于中国家庭收入与教育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1981-2009年)揭示,中国家庭教育投入的增速大于——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甚至是远大于——家庭收入的增速:“家庭收入每增加1%,城镇和农村家庭的边际教育投入分别增加1.1%和1.48%。”(周红莉等,2016,第47页)①另一项实证研究则显示,在2013年,“家长的月收入每增加1元,每年在每名子女上的教育花费就增加2.442元”(谷宏伟等,2013,第73页)。通过并置这两项实证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近几年来中国家庭教育投入的巨幅增速——可以想见,当下这个数据应该要高于2013年的2.442%。2010年一项关于中国个人教育投资风险的实证研究揭示:在2002年中国教育投资风险值已“高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具有相对低收益、高风险的特征”(刘丽芳,2010,第105页)。十几年后的当下,这个风险值还在蹿升。换言之,中国家庭在下一代教育上的超强投入,并不能在孩子日后的就业收入中获得预期“回报”,而是必须创痛性地面对如下状况:“完成高等教育或仍然面临各种类型失业,或为了就业不得不从事不满意的工作,或获得工作的收入远低于预期,出现了与高等教育投资预期存在较大落差的结果。”(马文武等,2017,第71页)尤其是晚近这些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高学历低就业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大学生甚至面临“毕业就失业”的状况。这种日益加剧的“高投入低回报”状况,才是当代中国“教育焦虑”的更深层肇因。